一件艺术作品的真伪谁说了算？艺术家？鉴定家？法院裁决？还是……

　　拍卖现场，拍卖师手中的木槌一敲，这笔交易就算成交了，买卖双方都不得反悔。但对拍品的鉴定，却往往是一幅乱槌拍案的景象，尤其在近现代书画鉴定领域。就像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所形容的那样，“5件书画作品能出来10个鉴定结果”。那近现代书画作品鉴定领域就没有一槌定音人吗？

　　10月19日，由中国收藏杂志社、《北京晨报》、《文物天地》杂志社、新浪网·收藏频道联合主办的首届媒体艺术品市场高峰论坛“谁是一槌定音人”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拍卖界、收藏界、艺术界、法律界以及媒体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就近现代艺术作品鉴定权归属问题展开了研讨。

　　诸多问题谁来讨论

　　10月19日上午9点整，研讨会准时开讲。虽然是周末，但依然吸引来大批媒体记者到场，尤其是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画僧”史国良等人的出现，更是引起了一轮不小的骚动。

　　谁才有权鉴定当代艺术作品，当代艺术家是否对归属权已转移的作品有话语权？国外拍卖行就类似纠纷如何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适用于艺术品？当代艺术家的鉴定公信力谁来考量？对归属权已转移的作品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律层面上有多大效力？近代艺术家的遗留作品，家属后人鉴定是否有效？关于在艺术品市场上出现的买假、卖假问题，诉之法律是否科学？理想中的第三方独立鉴定机构是否可以实现……这些问题都成了与会专家唇枪舌剑的焦点。

　　身处艺术品市场最前沿的拍卖公司成为了全场当仁不让的主角，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寇勤，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学军，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天津市文物局文博研究馆员刘幼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杭州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宣传出版部主任胡西林等拍卖界的领军人物用真实的事例现身说法，提出在实际拍卖程序中存在的鉴定方面的诸多困难。而收藏家马未都、台湾寒舍董事长王定乾则以自己多年来“掌眼”的经验为防伪鉴定出谋划策。

　　作为画家在本次研讨会上的惟一代表，史国良正是鉴定权威机构缺席的“受害者”，站在艺术家的角度，他表示鉴定界的莫衷一是、《拍卖法》无法从根本上保障艺术家和收藏者的利益，是“比环境污染还重要”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艺术界、收藏界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不同的是，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两位知名的法律界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何山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他们分别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艺术品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受到法律保护。据了解，关于艺术品真伪的官司近些年来屡有发生，法律的有效介入已经成为鉴定领域纠纷得以解决的最终路径，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诚信者的利益，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近4个小时的研讨，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至会议结束时，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恰好为本次研讨会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诸多问题症结何在

　　研讨会的主题是“谁是一槌定音人”，但通过讨论得出的结果却是艺术品市场没有一槌定音人，而鉴定权威的缺席，恰恰是造成目前鉴定界混乱的症结。

　　“在国外，如果收藏者在一定时间之内可以提出三位以上专家学者的鉴定报告说东西是假的，钱都可以照退。”王定乾表示，国外的鉴定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对于购买者、收藏者的保护也比较有效，但这在中国却是很难的事情。对于同一件作品，专家学者如果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很难统一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没有一个相对权威的团体或机构可以作为仲裁，这样就使任何一次有争议的鉴定到最后依旧是一笔“糊涂账”。“打了这么多场官司，没有一场是赢的，都是调解，顶多声明道歉就完了。所以之后还会有很多人见了我就问，你赢了还是输了？我赢了，但是我又输了很多。”史国良认为打这样的官司就是一笔“糊涂账”。

　　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没有人能说了算，即便是在世的画家本人。

　　史国良认为画家本人对于作品的真伪意见应该起到主导作用，最起码占到80％，但是，作为拍卖公司却屡次遭遇书画家本人不承认自己早年作品的情况。对于艺术家本人的鉴定结论，业内已经提出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不能排除其为了利益目的而说谎的可能，如认为自己早年的作品水平太差，或不愿他人将早年低价买走的作品在自己成名后拿出来抛售牟利等因素。可见，在市场环境下，连艺术家本人也不能完全鉴定署名为自己的作品。

　　以此类推，画家亲属更不能承担鉴定的责任，因为有利益因素的牵动，花钱买画家亲属鉴定的行为屡见不鲜。

　　艺术家本人和亲属说了都不算，那么鉴定界的专家能说了算吗？答案依旧是不确定的。

　　当一件作品不存在争议的时候，专家的意见是锦上添花；而当一件作品的真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够提出让所有人信服的结论。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谢稚柳都曾因鉴定上的不同意见而引发争议，当权威离席的时候，又有谁能服众呢？

　　而一些辅助鉴定手段，如王定乾提出的“防伪标识”、刘尚勇例举的“DNA印泥”等，尽管可以起到一定的防伪效果，但却可能很快被制假者学会，可见也并非行之有效的办法。

　　针对鉴定界的纷乱，《拍卖法》第61条作了如下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即当艺术品的真伪谁也不能保证的时候，只能凭购买者的眼力。“西方一些国家并没有《拍卖法》。”季涛介绍说，已经较国际拍卖业“超前”的法律条文却依旧无法解决中国拍卖领域的一些问题。

　　诸多问题如何解决

　　艺术作品的真伪鉴定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吗？尽管古今中外这都是一大难题，但与会专家还是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需要确定什么人具备鉴定资格。胡西林将之概括为“知识的素养，道德的素养，经验的素养”，只有这三点都具备，才有资格为一件作品把关。同时，社会公信力也是鉴定能否使人信服的关键。“国家有一个文物鉴定委员会，但不出具对社会的鉴定。”马未都直言，社会并没有一个可以“定音”的“槌”。

　　综合各方专家的观点，由国家牵头成立一个对社会服务的权威鉴定机构是普遍认为最为有效的办法。同时，刘幼铮建议：“国家应将艺术文物鉴定纳入国家社会科研方面的规划，逐步建立起与文化大国相匹配的鉴定体系和分类标准”。其实，鉴定实例中也曾有过一些抽样专家、独立鉴定的例子，其结果虽然不尽一致，但听取大多数专家的意见还是可以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的。可见，相对合理的鉴定并不是无法完成的。

　　在权威的鉴定机构尚未出现之前，拍卖公司只有尽可能强化自身的鉴定力量，寇勤提出：“综合评估多方的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能偏听偏信”应该是拍卖公司对自身的基本要求。

　　其次，在传统鉴定方法之外，可以发掘其他鉴定手段，如利用高科技等。马未都例举了笔迹鉴定中对于书法作品真伪的鉴定方法，如对比笔画的角度，可以通过人眼无法辨别的微小角度差判定作品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再如绘画鉴定中，利用高科技仪器将作品“分层”，确定其下笔的顺序，从而总结出画家的习惯，可以作为鉴定中的重要条件。

　　另外，“西方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艺术家档案的建立”，甘学军介绍说，这种方式使得西方战后艺术的鉴定有了可靠的证据。这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不失为一个借鉴，在出版已经相对发达的情况下，艺术家出版自己的著录、年鉴，可以为自己今后作品的鉴定打下“预防针”。

　　与鉴定矛盾同时出现的是法律上的纷争，一旦艺术品真伪无法确定，能否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呢？法律专家何山和邱宝昌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艺术品只要进入市场流通成为“商品”，就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售假者是否构成欺诈，是否需要负担双倍赔偿的责任，则要看他的售假行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如果拍卖公司将已知信息完全向公众披露，没有隐瞒，则并不构成欺诈，这就刚好契合了《拍卖法》中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鉴于艺术品在主观鉴定上的特殊性，现行的法律条文并不能完全保障购买者的利益，真正的保障还要靠收藏界、鉴定界以及法律界的共同努力。